□熊丙奇
人们反对的不是部分高校进行真正意义的精英教育，而是担心，高校的“精英教育”培养学生的是只懂享受、高人一等的“贵族心理”以及一心向往权势、不择手段钻营权势的“特权意识”，更担心的是，高校的精英教育由于高校自身的“功利化”，无法给予学生真正的非功利化却有用一生的能力与素养。这种担心，由于整个社会过大的贫富差距、岗位劳动报酬过大的差距，而更迫切。 中国高等教育，现在不要瞎扯什么“精英教育”，先把每年100万学生不能就业的问题解决了再说。这是此间笔者经常听到的话语，这样的话语，反映出民间的反“精英教育”情绪———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了精英情结。 与这样的话语对应，间或还传来某大学校长说，中国大学目前的主要育人任务，是发展“蓝领教育”，以及某教育部官员出来号召中国大学生，要立志成为普通劳动者。诸多迹象表明，中国高等教育中的“精英教育”，如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，理直气壮宣称“精英教育”的大学虽然依旧不少，但在具体教育过程中，逐渐思考并走向职业化、技能化、功利化道路的985高校、211工程院校已占相当多数，而几乎所有大学生，也逐渐丧失对自身成才的精英定位。 在中国盛行久远的“精英教育”，如今走向尴尬局面，笔者认为，有以下几点原因。一是“行政办学风尚”下的学校定位缺失。我国的高等教育，在2002年前，按照“国际标准”，处于精英教育阶段，所有的大学生，包括专科生，进入高等学校，都接受精英式教育———学校告诉学生，你们是“天之骄子”，应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。这种感觉，确切地说，在1999年，应更加强烈，因为那之前的高等教育，毛入学率只有8％，1990年代初，则只有3％、4％。转眼几年间，2002年，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％，这是国际公认的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的标志，而到2005年，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1％———套概念说，在校大学生占同龄人口的比重为21％。取得这样的飞速发展，靠的是行政命令。7年前，一夜之间，所有大学，包括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等高校，纷纷按照文件，扩大招生规模。在过去几年时间中，我国所有原有高校，学生规模都至少翻了一番，有的甚至是原来的三四倍。这是一条与发达国家实现大众化教育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发达国家的教育大众化，并没有过多依靠以前进行精英教育的高校，而是通过发展职业教育、发展社区大学来实现的。 二是规模扩张后教育质量普遍下滑。过快的教育规模扩大，导致高校办学资源严重不足，典型的表现是生师比过高，大学中以前100人的大课都比较少见，而今两三百人一起上课，也屡见不鲜。在国外高校，一名导师只有四五名研究生十分正常，而国内动辄就是一名导师二三十名研究生，多者甚至超过百名。这样的生师比例，将研究生、博士生们的“精英感觉”都打击得荡然无存，何况量大面广的本科同学。 三是大学对人才培养的普遍不重视。在985高校、211工程院校这类“研究型”大学和“教学研究型”大学中，教授不上讲台，已经是多年的顽症，因为等待他们的，是课题表格要填、项目经费要争、科研论文要发、博士点硕士点要跑、学术报告要飞来飞去做。近年来教育部出台了文件，下了要教授上课的死命令，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报给“上级”的和实际操作的———十几名教授上一门课也算上了讲台，课程表挂了名字隔三差五叫博士、硕士助教代课也可交差———各大学均心中有数。 四是教育体制落后人才培养质量下降之后的生源外流。随着教育向海外开放，境外招生成为近年来的教育热点，与国内大学生民调30％后悔大学生活对应的，是一批优秀高中毕业生拿着海外高校的奖学金读书去了。他们不会再受国内大学一些无用课程设置的折磨，也不会纸上谈兵地应付英语四六级考试———到国外半年，英语用得可流利———更不会在貌似关心却得不到人生发展持续指导、人格完善的“集体管理”中无所事事。这些优秀学生，虽然相对于800万名高考生、500万被录取的学生来说，只是“九牛一毛”，可是，却因为他们的“优秀”，而让留守国内高校的大学生，少了“骄子意识”。 五是“精英教育”的曾经泛滥。与今日高校明里暗里要摆脱“精英教育”走“职业教育”路线相反，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迈入大众化教育门槛之初，我国的本科高校，却没有一所自愿宣布自己是进行大众化教育的，就是高职院校，也渴望以打造精英来招徕生源——毕竟，在我们很多老百姓眼中，让自己的孩子成就为精英，是一辈子的梦想——毫无精英教育实质的职业教育、技能教育，只给“精英教育”留下虚幻的口号和给学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空间。 六是今日社会对“精英”的严重误读。社会精英是那些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领域拥有更多资源配置权的人士吗？社会精英是那种有着优厚的薪资，享受着贵族化运动，自我感觉高人一等的人吗？这在我国社会的普遍认识中，是肯定的。由于我国各行业各岗位具有很大的薪资水平差异，所以人们往往以从事的工作岗位、拥有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来判断某人是否精英。而真正意义的社会精英，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环境好、社会地位高，享受着他人提供的高档服务，而是他们有着远大的社会理想，有着肯关注社会基层从社会基层做起的人生规划，他们渴求在各自领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、体现出自身更大的人生价值，而不在意自己生活的享受，社会地位的高低。而环顾四周，我们社会一些所谓的精英都在做啥？当“精英们”都不干精英应该做的事之后，大学还敢培养讨人厌的所谓“精英”吗？ 七是严峻的就业形势与高校就业率压力。笔者一直认为，中国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是社会经济环境、社会用人观念、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没有明确定位等多种原因造成，对当年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和攀比，明显在误导学校的整体教育，在一些高校，学生们把大量精力用于英语、计算机等工具课程学习；四年级学生整天混在人才市场、去用人单位实习，不回课堂，已经十分正常；教师们也被发动起来，去联系社会企业吸收消化学生，这也已成为考核教师是否优秀的新指标；还有的则以假签约、要求学生以合同换毕业证书等方式制造高就业率假象。笔者更关心的是，国内大多用人单位，不愿承担人才培训成本，热衷于要有经验、马上就派上手的人才，这加重了学校的职业教育倾向。笔者接触的多家世界500强企业，却完全相反，他们招募的管理培训生，是先要进行两年的培训的，让这些学生适应公司文化、懂得职业技能、熟悉工作环境与岗位，因此在招聘中，他们很少关注学生有多少经验，更关注学生的潜能、可塑性、人格完善。 八是高投入与低产出的“左右为难”。对于今日中国高校的学费，所有教育者都可以说自己付出的是“精英学费”，所以要得到“精英教育”，去到“精英岗位”，人们无法指责老百姓在如此高的教育投入下对教育有更高的期望，而大学生就业的现实，又让老百姓对当前教育的华而不实怨声载道，可以说，投入越多，期望越高，失望也就越大。 中国高等教育，就这样在行政化的教育氛围、紧缺的办学资源和急功近利的社会中，把“精英教育”变异得万分尴尬。问题是，就如当初高职学校也宣称自身要培养精英的“泛精英化”，严重影响大学的定位格局和人才培养目标，今天我国所有高校是否都应该向就业形势让步，又把步点统一到全部开展职业教育、技能教育上，以让学生更好地求职为目标呢？笔者认为，这显然会把中国高等教育引进新的死胡同。大学应该有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，我国高校中，有少数高校——我国目前1900所高校，定位进行精英教育的，笔者认为不超过10％应该坚持进行“精英教育”，要对人才进行非功利化、非职业化、非技能化的能力与素质培养——即通识教育与复合型人才培养，让这些学生在大学里，个性得到充分发展，树立起做学问的理想，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心理，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念，掌握思维能力、观察能力、创意能力，而非进行单纯的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。这些学生，会因为他们的自信、独立、自由、责任心、坚韧而对整个社会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。 笔者相信，人们反对的不是部分高校进行真正意义的精英教育，而是担心，高校的“精英教育”培养学生的是只懂享受、高人一等的“贵族心理”以及一心向往权势、不择手段钻营权势的“特权意识”，更担心的是，高校的精英教育由于高校自身的“功利化”，无法给予学生真正的非功利化却有用一生的能力与素养。这种担心，由于整个社会过大的贫富差距、岗位劳动报酬过大的差距，而更迫切。 (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编审)
熊丙奇，教授、博士，1972年7月生。上海交大新闻中心副主任、校刊编辑部主任，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，副编审。主编、编著、著作《步入大学——大学生学习生活就业指导》、《成功宝典——从小学到大学》、《大学生创业》、《高校学生工作者手册》、《青春档案——女大学生生活事件》、《迈向成功——大学生择业实用手册》、《网络文明》、《直面就业》、《高招特刊》、《天下无墙》等18种23版次书籍。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，获得多次教育部、上海市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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